“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

　　2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增长正在企稳回升，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仍较困难，要把整治涉企违规收费与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紧密结合起来。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多措并举提振市场预期，巩固经济增长企稳回升势头。

　　稍早前，1月17日，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总体较高，90.22%的外资企业对获取经营场所和纳税评价“较满意”以上，88.26%对市场准入评价“较满意”以上。

　　新京报新京智库注意到，在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后，2023年年初，很多地方都将拼经济促发展作为开年大戏。在众多措施中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成为重中之重，例如，多地在春节假期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和发布的第一号文件都与优化营商环境有关。

　　自去年年末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多次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出台了相关政策。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守契约精神，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除此之外，国务院颁发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均明确提出要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近期，我国主要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出台了哪些措施？跟以前的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相比，新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措施又有哪些创新？新京报新京智库就这些问题对各地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措施进行梳理，并就相关问题采访有关专家，多角度分析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创新与进阶。

　　优化营商环境成重头戏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空气和水，是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条件。

　　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成了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着力点，也是多地“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京智库梳理发现，去年年末至今年年初，在省级层面，包括北京、上海、江苏、云南、黑龙江、甘肃、山东、四川、江西、海南和重庆等多地陆续出台营商环境相关新政策，以实际行动传递稳经济、促增长的信号。

　　例如，1月30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在官网公布了《清理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聚焦消费领域企业全生命周期堵点痛点问题，从四方面提出了51项改革任务，着力破除制约扩大消费的制度机制障碍，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能力，全面促进消费恢复，加快消费提质升级，有效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营造国际一流消费营商环境。

　　稍早之前，2022年12月13日，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挂牌成立，作为正厅级省政府组成部门，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是全国首个营商环境建设厅，开创了营商环境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新格局。

　　除此之外，在多地出台的推动经济全面恢复增长若干政策措施中，优化营商环境也是重头戏。

　　江苏、黑龙江、甘肃等省份发布的若干政策措施中都出台了涉及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容，如江苏提出要持续推行柔性执法、精准执法，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对此，北京工商大学新商经研究院执行院长周清杰告诉新京报新京智库，营商环境关乎市场主体的创设、经营、退出等整个生命周期，是市场生态对商品与服务生产经营者的最直接外部因素，优化营商环境就是优化供给生态。虽然只是外因，但其对市场主体的“出生”、成长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陕西、吉林等地还纷纷将“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聚焦营商环境。

　　今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河北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在唐山迁安市召开。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把优化营商环境摆上重要位置，让企业家更有归属感、获得感、成就感。

　　除了省级层面将“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外，一些城市也纷纷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开年大戏”。

　　1月28日，成都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对优化营商环境进行再部署、再动员。

　　同日，扬州市以“2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2023年扬州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任务清单》，聚焦五大环境建设，力争以一流营商环境扩大吸引力，让“好地方、事好办”政务服务环境成为扬州最具吸引力的金字招牌。

　　对于各地为什么把营商环境作为打响疫后经济复苏第一枪，有观点认为，尽管当前经济复苏呈现企稳势头，但现阶段市场主体仍比较困难，优化营商环境重在稳政策预期、促消费复苏，这是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市场学会副秘书长魏翔在接受新京报新京智库采访时表示，各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经济复苏的首要工作来开展，有着深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内在规律的背景。“整个2022年我们都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大压力，其中预期能否从弱转强是关键所在。”

　　在魏翔看来，政府首先关注到营商环境，实质上是要解决三大压力中最重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预期转弱问题。

　　直面问题

　　“服务跟不上，贻误的是发展商机，影响的是经济总量和城市形象。”1月2日，江苏省兴化市召开的十四届二次政协全会上，政协委员赵远江做出上述发言。

　　实际上，从今年各地发展目标看，29个省份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5%左右或更高。着眼稳增长，很多地方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打响经济复苏的第一枪。

　　据新京智库统计，在今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营商环境”一词出现183次，平均每个省级政府工作报告出现6次，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也从侧面反映出疫后各地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视。

　　在周清杰看来，去年年底以来，随着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社会开始恢复正常，彻底消除因疫情防控对营商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成为迫切的任务。

　　一些地方针对自身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毫不回避、直面痛点，尤其是一些中西部省份更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身存在的问题。

　　例如，甘肃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营商环境亟待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特别是受疫情影响，消费等行业受损较大，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政府系统行政效能还需提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重庆和云南也分别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居民消费、文旅消费尚未完全恢复，民间投资预期不稳，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仍然比较困难，营商环境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当前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主体总量不大、质量不高、韧性不强，营商环境优化还需加力。

　　除了中西部省份外，天津、河北等省份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营商环境对标一流仍有差距”“民间投资放缓，居民消费乏力，企业困难较多，营商环境仍需改善”。

　　针对这些地方“自揭家丑”的行为，魏翔表示，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要素禀赋和要素结构较为单薄，因此政府在对要素进行公共服务配置以及配置的余地、手段方面，确实面临着短板和局限性。

　　周清杰也认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发展中市场环境（包括营商环境、消费环境、竞争环境等）的敏锐度不够，重视度偏低，政府部门对市场主体、消费者正常的生产、经营、消费等行为干预过多，服务偏弱。

　　实际上，针对当前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开展营商环境调研和专项行动。

　　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2月16日至17日赴山东烟台、青岛开展调研，和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相关生产经营、产业链供应链配套情况，询问倾听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

　　优化营商环境，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确保“事事有反馈、件件有落实”，相关城市也在积极行动。

　　成都市新春首会上正式启动12345亲清在线，集成12345助企热线、蓉易办、蓉易享、蓉易见四大企业服务平台。通过建立企业诉求提级提速专班，构建企业服务专席接听、专员受理、专班处置、提级办理等机制，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青岛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进一步维护权利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创新与进阶

　　营商环境的优化是一个持续性过程，上述受访专家也不约而同表示，优化营商环境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一个持续深化、久久为功的过程。

　　新京报新京智库注意到，在“营商环境”成为地方两会高频词引发关注外，北京、上海等地也在突出自身特色，跟以往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相比，为促进经济快速恢复，此次各地的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更加细化，更加贴近企业的实际，全力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例如，北京提出推进“6+4”一体化综合监管改革，有效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建设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增强政策可知晓可操作性。健全“服务包”“服务管家”工作机制，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实际上，新京智库梳理发现，过去五年，北京市营商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18年，北京出台“9+N”政策体系，依托国家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企业开办、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纳税、公用设施接入和供应稳定性、跨境贸易、获得金融服务、不动产登记等涉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重要指标，推出35项改革措施，着力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增加透明度。

　　在此后的2019年和2021年，北京先后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政策2.0版导航手册》《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实施方案》和《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等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文件分别侧重“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监管”和“维护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行政审批简化”等领域。

　　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此前对新京报表示，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由1.0版到5.0版的全方位变革。

　　不难发现，跟以往的政策相比，当前北京营商环境更加注重对要素市场的建设，给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更高的效率、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措施已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也让北京成为全国营商环境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城市。

　　除北京外，在经历三年疫情之后，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出台创新性举措的还有浙江、安徽、海南和贵州等地。

　　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健全具有浙江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安徽则是健全常态化闭环式解决企业反映问题工作机制，做到企业诉求“一口收办”。海南更是重要工作建立“专班+例会”制度，构建“七要件”工作闭环运作体系，组建百人专班、高位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湖南则是创造性提出零跑审批、全程网办和 “24小时不打烊”。

　　地处西部的贵州也提出要建立以企业家获得感为导向的营商环境制度。明确推动干部上门送政策，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大力整治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以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树立“贵人服务”的“好口碑”。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中，数字营商环境也是多地着重提及的重点。

　　江西提出要建设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关注营商环境如何迭代优化。广西则是加强建设营商环境“智管云”平台，推动营商环境指标无感监测，进一步畅通市场主体诉求解决渠道。

　　各地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出台的创新性举措，在魏翔看来，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是追求效率，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方面更多的是关注到能不能有效降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菜单成本和协调成本。比如说，四川、浙江和江西等省份都非常关注企业的意见，以及企业的困难能不能在第一时间或者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第二，注重提高效率方面，很多地方关注到，也尽力去提高电子化、数字化和智慧化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

　　除了上述省级行政单位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性举措外，新京智库注意到，一些城市也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具有当地特色的细致措施。

　　如，沈阳市先后制定实施了《沈阳市优化营商环境85条政策措施》《沈阳市以评促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计划》《沈阳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等优化营商环境的1.0版至3.0版改革方案。四川绵阳服务上门为“个转企”群体提供支持融资贷款帮助，探索企业跨区域“一照多址”改革、提高登记时度效等举措，不断提升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水平，进而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二十大报告针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要求。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也是各地优化营商环境举措的重点内容。

　　例如，甘肃提出要对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标准，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活动，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和市场预期。

　　深圳一直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不过，跟以往相比，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突出强调了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据新京智库统计，在2023年31个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共出现20次，多地都将这一标准作为对标对象，不过不同地区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

　　对此，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建洪在接受新京智库采访时表示，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谋划，不应是一个口号式的、应景式的、碎片化的临时举动。

　　黄建洪建议，各地在可能的范围内纳入到地方立法之中，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的第一要义是为市场的规范高效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和制度支撑。

　　营商环境过了关，投资必过山海关。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来，东北地区对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打造尤为突出。

　　辽宁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聚力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以政治生态的持续净化、法治环境的持续改善，来促进和保障营商环境根本好转。恪守契约精神，坚决纠正政务失信行为，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同样将“法治化”摆在突出位置的还有黑龙江和吉林。黑龙江提出要完善营商环境法规制度，细化量化改善营商环境目标任务。吉林则是探索建立首违不罚清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操作，坚决纠治为罚而罚、过度处罚等现象。

　　对此，黄建洪表示，市场经济首要的是法治经济，一个稳定的保值增值预期，对于投资者、创业者、经营者、研发者等都非常重要。为此，尊商、引商、留商、便商、安商、富商的理念需要深入骨髓，让各类市场主体来得了、留得下、发展好的行动要持之以恒，让财富的创造和涌流能够潺潺不息。

　　在黄建洪看来，东北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传统惯性思维，这在营商环境的运行上表现为效能化、规范化等程度还不是太高，有“路径依赖”的影响。“法治化”讲的是建章立制，“契约精神”讲的是守约、履约的责任到位。

　　“这之中都指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主体的责权利如何匹配好、服务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诸如程序化可以加速的管理服务环节，实际上还是存在较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尽管各方努力正在致力于改变这一态势，但是应该说，还是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强化。”黄建洪说。

　　对标一流营商环境，除了这些，山东、河南等地还提出创建国家营商环境新试点城市。例如，山东提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创新提升行动，支持济南、青岛、烟台等争创国家营商环境新试点城市。河南则是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争创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开展县级营商环境示范创建，全面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

　　周清杰表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实质是政府部门少干预、多服务，让市场主体自由开展生产经营，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可以对标新加坡等先进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的做法。

　　最后，魏翔也强调，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是一项战略性公共服务投入，既要提高政府对企业服务的耐心，同时也要增强治理信心。在宏观上要强化调控的能力，但是在微观上也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将市场能够做的资源配置、要素配置的权力和空间让渡给企业。

　　新京报记者 查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