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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又一个韩国艺人死亡。
韩国男团ASTRO成员文彬,于19日在首尔的家中去世,享年25岁。
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自杀”。
ASTRO成员文彬
韩国娱乐圈自杀魔咒
文彬是4月份第2个离世的韩国明星。
就在他离世的12天前,韩国女演员郑彩率也是被发现在家中死亡,年仅26岁。
很多中国网友都想不通:为啥韩国隔三差五死一个明星?
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韩国至少有30多位艺人自杀。
其中闹得最沸沸扬扬的就是2019年,韩国著名女星崔雪莉离世。
雪莉离世40天后,她的好友具荷拉,也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
艺人的不断去世,让韩国娱乐圈陷入了“自杀魔咒”。
想要破解这种自杀魔咒,就得先揭开韩国娱乐产业的生存规则。
2017年男团SHINee成员金钟铉自杀,美国《纽约邮报》批评韩国娱乐业是一场“饥饿游戏”。
崔雪莉和具荷拉
众所周知,韩国不少艺人在小学就被经纪公司签为“练习生”,经历漫长的出道培训。
19岁作为BIG BANG队长出道的权志龙,就做了11年的练习生。
练习生时期,不仅没有酬劳,还要交培训费。
家里有钱的,日子也能过得去,家里没钱的,只能白天拼命练习,晚上刷盘子赚钱。
但体罚、虐待式管理、残酷的考核制度,让十几岁的练习生们苦不堪言。
有人能幸运出道,但更多人是在练习生时期,就不堪重负,结束了生命。
这种“练习生”制度,就是韩国艺人在这场“饥饿游戏”中,要面对的第一个生存法则。
韩国“饥饿游戏”
终于有了出道的希望后,你就不得不与经纪公司签下“奴隶合同”。
韩国法律明文规定,与艺人的合约不得长于7年。
但实际上,韩国艺人的合约期普遍在7-15年,甚至更长。
黄子韬在韩国做练习生时,就与SM公司签下了10年合约。
这种培训模式,说得好听叫练习生,说得难听点,就是“卖身”给地主的奴隶。
艺人出道后,经纪公司通过抽成的方式盈利,公司拿9成,艺人拿1成。
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东方神起卖出50万张专辑,每人仅拿到1千万韩元(人民币5.6万元)。
因为市场有限,新陈代谢快,竞争非常惨烈,经纪公司为了多赚钱,就会不断地给艺人安排通告。
不少韩国艺人一周要不停工作,只能在转场的车里吃饭休息。
所以韩国是一个艺人和经纪人因车祸受伤、死亡比例极高的国家。
曾饰演韩剧《请回答1988》里成年阿泽的男演员金柱赫,就是车祸身亡。
在经纪公司眼里,艺人不过就是摇钱树。
文彬吐露的心声
文彬在4月初就说过身体不舒服,但即便如此,他依旧参加了泰国演唱会等行程。
在这场饥饿游戏里,他的身体健康和个人诉求,是不被关心的。
除了地狱般的工作模式,艺人的生活、恋爱,甚至是外貌,也都被经纪公司控制。
2007年,曾主演电影《那小子真帅》的女演员郑多彬,就被要求整容,最后却又因为整容丑闻而人气下降,患上抑郁症自杀。
奴隶合同、地狱式工作模式、被迫整容、再加上网络恶评......
韩娱的明星艺人,已经成为继总统之后,韩国第二个高危职业了。
东方神起组合
跳不出的压榨泥潭
(一)出走难
有人看了韩国艺人的处境,可能会想不通:为什么不解约,撂摊子不干呢?
这就又是一个艺人要面对的残酷法则了:解约成本高。
为了防止艺人跳槽,韩国经纪公司会制定天价违约金,让艺人无法偿还。
当时归国四子之一的鹿晗,为了解约与SM公司对簿公堂,就被索要人民币2亿元违约金。
如果说海外练习生解约回国后,还能在国内发展,韩国本土明星的处境,可就没那么顺利了、
曾因奴隶合同、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过大工作压力的影响,东方神起成员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在2009年向经纪公司SM提出解约。
但之后,三人的事业并不顺畅。
2013年,金俊秀个人专辑发行被取消全部宣传活动。
2014年,三人的组合JYJ遭到韩国亚运会组委会的不公正对待。
2016年,第25届“首尔歌谣大赏”主办方迫于SM的压力,没有邀请人气奖得主金俊秀出席典礼。
所以说,只凭艺人的反抗,压根无法跳脱韩娱有形无形的制衡。
三星掌门人李在镕
(二)国家命运
因为韩国娱乐圈自杀魔咒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业态问题,更是韩国国家本身的症结。
这个问题,可以总结成三方面:
固化的社会秩序和财阀统治。
本土娱乐产业市场容量太小。
文化制度和社会舆论压力大
我之前在《韩国财阀:影子王室》里说过,韩国人的一生都躲不过财阀统治。
以三星为例,从电子通讯到军工,从酒店、医院到时装品牌、媒体行业,几乎无孔不入。
如此一来,政府和财团之间,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权钱纽带和利益共同体,社会阶层严重固化。
在这些人眼里,娱乐圈不过是政府、财团的后花园,艺人就是其中的牺牲品。
2009年,曾出演《花样男子》的韩国女星张紫妍自杀,并留下一封遗书。
她在遗书中指控经纪公司逼迫她陪睡近百次,甚至连父母的忌日都要“陪客”。
张紫妍将陪睡对象列出了名单,包括大企业高管、媒体圈高层和演艺圈大佬。
这次自杀事件,震惊整个韩国。
但最后结果,不过是把张紫妍经纪公司老板判刑一年,缓刑两年,赔偿家属14万人民币。韩国法院只认定了张紫妍被迫陪酒这件事,性交易、陪睡等涉及重判的罪名,提都没提。
张紫妍的遗书
在金钱与权力的交织下,韩国的偶像们,不过是各类财阀的玩物。
张紫妍、雪莉之死,在国家腐败面前,轻如蝼蚁。
财阀当道的体制下,娱乐行业的造星机制,自然也无法逃离国家经济、文化产业的布局。
韩国国土面积小,可用资源有限,各行各业都承载着巨大压力。
这个人口5000万的国家里,仅韩国练习生数量就高达100万,但相对的是,签订合法协议的练习生数量仅有1440名。
经纪公司将偶像艺人们,用流水线的方式进行生产包装,再投向市场。
一个团体偶像不红了,经纪公司马上推出另一个,韩国明星每天都生活在淘汰的阴影下,当到了精神绷不住的一天时,就会是生命结束的时刻。
再加上韩国极端的社会文化,艺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崔雪莉接受采访
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长幼有序的等级制度,保持着绝对服从。
残酷的练习生制度,就是等级文化下的产物。
如果有练习生见到先出道的艺人没有使用敬语,就会遭到体罚。
病态的社会文化,又衍生出韩国的“恶评文化”。
公众人物稍有“出格”的行为,就会被韩国的社会舆论攻击。
比如生前的雪莉,因为各种自我意识的表现,被韩国网民贴上“放荡”的标签。
这是整个民族根深蒂固且难以祛除的痼疾,难以一朝一夕改变。
韩国艺人,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具化代表
如果有一天,这些艺人真的撂摊子不干了,那韩国“文化立国”这项大业,也就玩不下去了。
韩国娱乐业,且行且珍惜吧!